新型居住型社区，涵盖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市场化长租社区等，是不少青年人才、新“沪漂”来到上海后的“第一站”。
这里，与传统居民区的气质迥异：住户大多是年轻租客，流动性高，邻里间只是点头之交。然而，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社群的认同感以及自我实现的渴望，却很强烈。
数据显示，上海已有近1500个新型居住社区项目，入住约60万人。这些社区形态多元：有的由地产企业自持运营，有的由园区统一租赁给员工，产权方、运营方、物业、住户、商户等多方主体交织。
如何让这些都市追梦人，从匆匆过客变为社区主人？这已成为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道新课题。昨天，全市推进新型居住社区治理现场会召开，配合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建引领新型居住社区治理的工作指引（试行）》，为系统破题提供了政策框架与实践路径。
“住委会”搭建平等开放参与平台
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璟湾社区，居民区书记汪嘉梁曾敏锐察觉到一种“身份温差”——保租房的年轻租客们往往自视为社区的客人。一扇门，隔开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深度连接。
展开剩余73%保租房小区居民自发组织二手交换夜市
转变，始于一次因嵌入式培训机构引发的停车纠纷。社区没有沿用传统行政路径，而是由一个新生的组织——“住委会”出面，召集商户、住户协商，最终明确了车位分时使用规则，并计划联动周边学校资源纾解停车难题。
“住委会”就是这一新型社区探索出的创新之举。在上海相关规定尚未明确前，社区已先行先试。它由住户民主推选产生，成员涵盖租户与商户代表，旨在建立一个平等、开放的议事平台。“他们不喜欢被安排，但内心愿意为社区做事。”半淞园路街道副主任徐燕雯道出了年轻人的特质。
创业青年王博便是“住委会”中走出的典型。“沪漂”多年后，他在璟湾社区找到了归属。从参与调解、商议规则，到共同起草《住户守则》，他完成了从客人到主人的转变。
“我们入住时签的《入住协议》有三十几页，签完谁也记不住，内容多聚焦‘室内禁止事项’，对公共空间如何共治、矛盾如何协商却鲜有涉及。”王博回忆道，制定住户守则的过程，堪称一场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产权方首次让渡了部分规则制定权；专业法律顾问提供支持；线上线下7次座谈、覆盖近半住户的问卷调查……一条条规则在碰撞与对话中逐渐清晰。
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印证：在璟湾社区，住户月更换率已从2024年3-6月的30%至35%，下降到今年6-9月的13%至18%。
“大家最初觉得，房子是租的，住不惯随时可以走。”街道相关部门同志坦言，“但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只有留住人，再留住心，保租房社区才能更好地良性运转。”
形态各异的社区，找到适配治理“接口”
面对形态各异的新型社区，上海正推行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覆盖策略。市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指导推进处处长陈城在解读《指引》时介绍，对位于现有居村“四至”范围内的，推动有序纳管；暂不在范围内、不具备新建居委会条件的，由邻近居委会灵活代管；条件成熟的，则支持其孕育全新的居民自治组织。
这套有弹性的机制，将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为形态各异的社区找到适配的治理接口。
如奉贤区金海街道丰乐居委会，是全市首个在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成立的居委会。面对产权分散于17家企业的复杂情况，社区党支部创新构建“三方协同”机制：组建“乐企联盟”，变企业房东为治理合伙人；邀请企业管理者担任“高管楼长”；首创“企业积分制”，将对社区的贡献转化为企业的信用资产，形成了“社区、企业、居民”稳定互动的三角架构。
“基层治理工作要服务群众、凝聚合作力量。”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曾群表示，要把资源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从新型居住社区的实际需要出发。
治理的深化，始于对需求的精准洞察。在许多新型社区，“错时走心”的需求调研成为标配：浦东新区南码头街道的社区干部利用晚间与周末走访，摸清青年群体的真实痛点；奉贤区丰乐居委会开设延时服务窗口，打造夜间服务品牌，解决从网络信号到共享充电桩等40余项“8小时外”难题；浦东新区张江镇为国际社区青年开通5条定制班车线路，破解“最后3公里”通勤困境。
更深刻的变革如何融资融券，源于激发社区的内生力量。“党建+主理人”自治模式正在兴起：来自居民的“社区主理人”，孵化出读书会、运动营、公益团等特色社群；在某些社区，居民甚至自主发起成立公益基金会，鼓励商户将资源融入公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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