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网上配资中唐为何到处有白居易可以“对床听雨眠”的好朋友？

如果千年前的唐代诗人们也有社交软件，那我们可能会在很人的好友列表里都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白居易。

和二百年后同样被冠以文坛知名“E人”称号的苏轼不同，白居易的“E”似乎并不是开着大卡车闯进你的生活，而是在某个天阴欲雪的傍晚，备好小炉新酒，笑着问你能饮一杯无，于是围棋赌酒，如果醉了也无妨，衾枕早已备好，就留在这里歇息，听雪深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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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白居易曾在诗中邀请过二十多人同宿。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位中唐E人的室友们，啊不，朋友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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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亦弗易？没事，他有朋友

关于白居易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或许就是对他名字的调侃：唐人张固《幽闲鼓吹》讲白居易进京应考，带着自己的诗作去谒见前辈顾况，顾况看到这个名字，又仔细看看这位年轻人，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首都生活成本很高的，住在这里可不容易。接着他又读起白居易的诗，第一篇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感叹道：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居即易矣”，随后四处颂扬，白居易因此声名大振。

白居易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故事终归是故事，对每个初到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生活都不会太容易。白居易出身于一个基层官僚家庭，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明经科出身，做过县令。他自己少时曾在藩镇叛乱的绵延战火中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曾昼夜苦读，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长大后身材消瘦，齿早衰，发早白，眼睛大概还患有飞蚊症。唐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取第四名进士，成为“十七人中最少年”，由此算是开启了自己的仕宦生涯。随后，他考取了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也是在这段岁月里，他认识了一生的挚友——在后世千年与他并称的元稹。

白居易（右）和元稹的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书简阅中国》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相似的身世或许在这段友谊的开始给两人提供了很多共同话题。他们都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家境都不富裕，都由母亲启蒙，刻苦攻读，凭借自己的才能取得科举功名。相对艰难的出身让他们对社会弊病和民生疾苦都有较多地接触与认识，青年出仕又让同抱济世之志的他们锐意进取、直言敢谏，接着，就是同样受到不公的待遇，远贬外郡，几经辗转，继而重入庙堂，腰金衣紫。在史书中，两人传记同在一卷，“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在文坛上，两人同为“元和主盟”，终生致力于诗，有着一致的思想观点和相当的艺术素养，推动形成了文学史上盛称的新乐府运动。在他们二人心中，彼此也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遂定死生之契，期于日月可盟，谊同金石，爱等弟兄。”

（出自《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这是元稹为白居易母亲创作的悼亡散文，时值白居易丁忧母丧，元稹虽贬居江陵仍遣亲属携祭文吊唁。）

“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

（出自白居易的《祭微之文》，是白居易为悼念元稹所作。）

当然，挚友元稹也是白居易诗中常见的“室友”。白居易入仕最初的岁月里，两位年轻人在长安一起上班、一起悠游，自繁花树下打马而过，于瑞雪深处把酒言欢，一起熬夜看秋月溶溶，一起赖床任春风送暖。元和元年（806），两人同居长安华阳观，准备制科考试，“闭户累月，揣摩时事”，作成《策林》七十五篇，可谓“学霸出品大唐制科学习手册”。尔后他们各自辗转，时聚时散。长庆元年（821）寒食前后，白居易恰好值班，想起元稹来，还小小地抱怨这个春天还没有同宿，和从前自己做忠州刺史、两人天各一方时又有什么区别呢？长庆三年（823），白居易时任杭州刺史，元稹改授越州刺史，两人晤于江水之上，得以并床而宿，共话平生，而不必再劳烦虚无缥缈的梦寄托彼此的思念了。实际上，这时两人早已是当世的“顶流组合”，元稹曾记录自己赴任经过杭州，“杭民竞相观睹”，杭州刺史白居易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们在看什么，人们说并不是要看宰相，而是为了看从前听说的“元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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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三年（829），白居易称病东归，为太子宾客，元稹入为尚书左丞，经过东都洛阳，与白居易相会，两人灯下同饮，对枕而眠，之后即将“君归北阙朝天帝，我住东京作地仙”，依依惜别之际，元稹写下“知得后回相见无”的句子，白居易心中伤感，也惴惴不安。果然，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了。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

元白二人交往故事实在不胜枚举，在此不多赘述。除却这位至交好友，白居易的室友名单上还有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弟弟白行简、好友崔玄亮、亲戚杨家兄弟、同事崔群、钱徽乃至禅师溪翁和各位有姓无名的朋友们，其中不乏我们语文课本里的常客，如刘禹锡、张籍、李绅等。

通常在我们的印象里，刘禹锡是白居易的“老来伴”，不过两人其实早有旧交，目前所见二人最早的文字交往在元和五年（810），刘禹锡作诗答谢白居易寄给他的一百首诗，大赞其如“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不过确实在宝历以后，两人唱和才渐渐多起来。宝历二年（826），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两人相遇于扬州，正是这次宴会上，刘禹锡写下了著名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人在扬州正玩得高兴，“醉笑大开口”，元稹也从越州寄来了诗篇，于是卷幕添酒，鉴赏吟哦，不觉天色将晚，“遂留梦得眠，匡床宿东牖”。大和年间，两人同在长安为官，“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开成元年（836），刘禹锡回到洛阳，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开启了“搭伴养老”模式。两人在洛阳住得很近，不过“相去两三坊”，于是“何朝何夕不同游”，春来泛舟，秋日赏雨，日日寻笔，时时构咏。白居易曾在《赠梦得》中发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可惜天不遂人意，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去世，白居易送走了他人生四位“执友”中的最后一位。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文化节目《中国家宴》截图

在同龄的元和诗人中，张籍也在白居易的“室友”名单里。长庆二年（822）八月，张籍使襄阳回，至商州内乡县，恰遇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两人同宿驿亭，“忽似夜归乡”。不过这当然不是两人唯一一次同宿，有道是，下雨天，睡觉天。大和二年（828）初秋，一日下雨，白居易又写诗问张籍：“能来同宿否？对床听雨眠。”雨天泥泞不宜出游，阴沉的天色正好适合睡觉，张司业快来和我一起听着雨声睡觉吧！

或许是因为张籍的引荐，白居易与韩愈也有交往。长庆二年（822）盛春某日，雨过天晴，张籍与韩愈同游曲江，叫白居易一起，但白居易因嫌路上泥泞，没有同去。于是韩愈赋诗问：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意思是到底在忙什么嘛，可以辜负这样好的春光。

白居易回道：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说在家就能赏花，干嘛要去“网红景点”人挤人呢。但若韩愈真的好久没见他了，他又给人家寄诗开玩笑抱怨，说知道韩阁老最近疏远自己，一定是人家酒量好，嫌我的小甜酒没滋味，不然就是人家才情高，嫌我的诗小气。说笑间却道出了两人“还有愁同处”，春风吹白的鬓发里藏着各自的不得已。

九老图玉插屏，再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退隐后和其他八位老人在洛阳香山饮酒作诗的情景。来源/上海博物馆

在晚辈诗人中，白居易非常欣赏李商隐，李商隐也对白居易非常敬重，两人在文学上应有过深入对谈，并长期保持着联系。据传，白居易晚年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曾说自己死后要是转作他的儿子就好了。后来李商隐有了儿子，就给他取字为“白老”，结果这个孩子长大后毫无文性，温庭筠就开玩笑说拿他来当白侍郎的后身，也太不合适了吧。后来李商隐又有了一个儿子，起名衮师，聪明俊秀，李商隐作诗称“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大概这才是白居易的“后身”吧。故事只是故事，但白居易去世后，李商隐受其家人所托，为白居易撰写了墓志铭，对他的生平和成就作了高度概括与赞美，也成了二人交往的一个印证。

党争之间：成年人都要也都不要

或许文坛之中，中唐是“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群星璀璨，但是朝堂之上，牛李两党“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中晚唐的诸多文学大家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斗争的漩涡中，白居易也不例外。元和三年（808），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同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指陈时政得失，对策切直，无所避忌，受到考官和宪宗皇帝赏识，署为上第。然而宰相李吉甫恶其言直，遂向宪宗哭诉，声称其中存在不公。宪宗只好将几位考生均出为幕职，考官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也都贬官。同为制策考官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应贬黜这些人，或许也因此与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等人结下了梁子。而且这一年，白居易迎娶了杨虞卿的堂妹杨氏为妻。大和以后，党争愈烈，杨虞卿与牛党李宗闵十分亲厚，白居易也与他们有着斩不断的联系。面对“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的混乱局面，白居易选择急流勇退，远离是非纷扰，称病东归，受到时论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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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白居易无意于朋党，才能有跨越朋党的朋友圈，不同政见的人都可以出现在他的室友名单上。前已述及，白居易的妻子出自弘农杨氏，白居易与杨氏一族也交往密切，尤与两位大舅子杨汝士和杨虞卿唱和较多。白居易与后来的牛党“党魁”杨虞卿大约相识于贞元十五至十六年（799-800），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杨虞卿特地赶来相送，“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至大和七年（833），杨虞卿被李党排挤，出任常州刺史时，送别的人成了白居易，年过花甲的他勉励比自己小十二岁的杨虞卿“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但是很快，大和九年（835）夏，杨虞卿因“以家人出妖言事”的诬告累降为虔州司户，然后很快死在了虔州，这位在党争中陷得太深的“党魁”在经历了一番过山车式的升降后终于倒在了党争里。白居易得到讣告后作《哭师皋》，叹“平生分义向人尽，今日哀冤我独知”。

杨汝士系杨虞卿之兄，元和年间也曾与白居易等人悠游长安，“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长庆元年（821）进士及第的十四人中有李宗闵之婿郑朗、杨汝士之弟杨殷士（鲁士）等，李德裕、元稹、李绅上奏弹劾考官不公，事涉请托。于是诏命白居易和王起为考官，让这些人重新考试，结果包括郑朗、杨殷士在内的十人都不合格。为此，原考官钱徽及李宗闵、杨汝士等都被贬官，李德裕与李宗闵的朋党之争更盛。然而，此事似乎并没有影响白居易与钱徽、杨汝士等人的交往。次年，白居易外任杭州刺史，刚到任就给时任湖州刺史的钱徽和苏州刺史李谅（复言）寄诗，开玩笑说湖州太冷僻，苏州又太繁忙，还是杭州刚刚好。这两人又给白居易分别寄去了箬下酒与五酘酒，结果白居易因无人同饮，只好醉中回忆几人“曾陪西省与南宫”的同僚时光。后来移居洛阳的白居易依然与杨汝士保持着联系，很高兴他来家中同宿，在又要入朝直上青云之前，先和自己“同衾一两宵”。白居易还劝他买下自家旁边的宅子，和自己做邻居。后来杨汝士真的在洛阳买了房又不在这里住时，白居易还去借走了他的太湖石摆在自己庭中，说自己对着这石头饮酒就像还对着他这位老友一样。

明嘉靖本《白氏文集》。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而后来成为牛党中心人物的牛僧孺则与白居易相识于微时，前述白居易寓居华阳观时，牛僧孺也居于此。那时两人生活平凡而窘迫，尚需为生计而筹谋，“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可就是这样一段时日，成为近四十年后两位白发老人同宿话旧时佐酒的回忆。在最后的洛阳“养老”岁月里，两人酬唱较多。一次白居易长斋一月，期满之际寄诗与牛僧孺诉说思念，“一日不见如三月，一月相思如七年”，展示了思念之情的同时已经开始计划斋满后要拎着酒壶抱着被子去找他“同醉眠”了。

有趣的是，那段在长安的日子里，白居易还认识了后来被视为“李党”重要成员的李绅。贞元二十年（804），李绅在长安备考，寄住于元稹在靖安里的家中，曾为元稹的《莺莺传》作《莺莺歌》。或许是因为元稹的介绍，他结识了白居易，并很快成为好友，经常诗酒往来，“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也相互切磋，勤苦为学。元和十四年（819），李绅与李德裕同入翰林，奠定了以后政治上默契合作的基础。在前述长庆元年科试案中，他与李德裕、元稹共劾钱徽取士不公，后来基本伴随着李德裕的进退而升降，沉浮于宦海之中，但他与元、白二人的交往始终不绝。李绅“形短能诗”，白居易戏称其为“短李”，开玩笑说自己“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在洛阳时，白居易病且刚好，就写诗请李绅来品茶饮酒，“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会昌元年（841），白居易为李绅撰家庙碑，赞其：

“诱之以厚利不从，迫之以淫刑不动，将戮辱者数四，就幽囚者七旬，诚贯神明，有死无二，言名节者，以为准程。”

原来元和元年（806），李绅进士及第，未授官时归江南，经过润州时被镇海节度使李琦留下作掌书记，次年李琦反，以刀兵逼迫李绅草拟留琦奏章，李绅不从，佯装恐惧，后被囚于润州狱中，待叛乱平息后才得放出。大约在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作诗寄与李绅和王起，感叹事历五朝的朋友里就剩下他们了，如今他二人仍在朝为官，自己在洛阳养老，谁能想到如今阁中鸾凰与田野里的鹤当年也曾“同群”呢？然而“百年胶漆初心在”，虽然地位不同，但友情常在。这是白居易现存诗集中写给李绅的最后一首诗，第二年，三位老人都相继去世了。

青白釉瓷牛车，唐。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乐天知命：他爱具体的人

尽管白居易从无意于党争，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子，还是不免会受到党争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政治态度与创作风格前后不同，都是牛李党争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决定的。青年时期，白居易与友人元稹、李绅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讽喻诗记录他所见的中唐社会，在激切质朴的语言中孕育出新的诗歌范式。他的诗里有抱着孩子捡拾麦穗的贫苦妇人，有为避征兵自折手臂的新丰老翁，有上阳宫里仍带着天宝末年时世妆的白发人，有市南门外徒望着半匹红纱一丈绫的卖炭翁，有胡旋女、西凉伎，有一丛牡丹背后的“十户中人赋”，有轻裘肥马之外的“衢州人食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他把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写进拾遗的奏章，也写进一位诗人的文字“自留地”，成为时代的鸿篇巨制下具体的注脚。

《卖炭翁》插画。来源/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教材

后来，当岁月浸润了他的笔墨，他转而深耕于闲适诗，热衷于把生活点滴排列整齐，游刃有余地用那些文字做游戏。他的诗就像朋友圈，是对生活点滴的记录：桐花落了发一条，荔枝熟了发一条，换官服了发一条，涨工资了发一条，眼花了发一条，脱发了发一条，买不起房发一条，买新房了也发一条，乃至早上起床发一条，早上起不来床也发一条，懒得出门玩发一条，真出门玩了得发十条。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钱塘湖畔的卖薪女和天寒犹衣葛的余杭邑客，就像雨脚如麻的那个夜晚，杜甫仍想着“大庇天下寒士”一样，做了新衣的白居易也会想到“百姓多寒无可救”，想要“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他的大裘将会“裁以法度絮以仁”“出亦不独裹一身”。他们其实都是不会也不肯放下兼济之心的，无论是在长江的波涛里，还是洛阳的晴光中。

白居易以他的才华连缀起文坛上的“半个中唐”，又以他的智慧与真诚编织起一个跨越党派的朋友圈。他诚实地爱着生活，升职的快乐、降黜的苦闷，乃至一花一木、一饮一啄，他不多加矫饰，都忠实地记录在笔端，转发给朋友们。他也诚实地爱着具体的人们，对与他不同年龄、不同诗风、不同政见的朋友，他从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思念与喜爱，对他所见所闻的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生活的人们，他也从不忘书写他们的挣扎，并为其作出力所能及的改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大抵就是白乐天的可爱之处吧。